Consideration是普通法的合同法中的核心内容，而关于pre-existing duty能不能成为一个consideration是合同法一直争论的一个话题，尤其是part-payment的问题，百年来出现了各种处理方式各异的案例，先梳理如下。

这些Cases的发展脉络还是很清晰的，它基本代表了自由主义对于英国普通法的影响，以及在普通法和衡平法融合过程中的一些阵痛。Foakes v Beer代表了典型的普通法思维，拘泥于规则，拒绝变通。而在此之后，普通法和衡平法开始融合，于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衡平法的思维开始影响到对于案件的解决。High Trees House Ltd （1947） 里面法官直接应用衡平法原则PE来解决问题，而在Combe v Combe（1951）中对PE的应用进行了限制，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Denning 的逻辑是wife的行为和Hightree以及Hughes不一样，后两者的被告都是被动的，而前者是主动的，而主动take action，就必须在合同的框架下进行，就需要consideration,但是本案中没有consideration,所以就不能enforce the husband’s promise. 同时，也不能利用PE，因为PE使用的范围是被告本应该做某件事，后来由于原告的promise，不再做某件事，现在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做，这是被告可以用PE来抗辩原告，即发出promise的人和需要做某事的人不是同一个人，而本案中，原告wife并没有需要作什么，而发出promise的人和需要做某事的人是同一个人，所以在结构上不适用Hightree以及Hughes中确立的PE。

但是Denning并没有否定PE在cause of action 中的应用，at p. 220, Denning said that the estoppel ‘may be part of a cause of action, but not a cause of action in itself’.(其实Denning 还是可以应用PE原理，他在判词中页谈到原审法官错误地应用了PE，认为妻子“rely on”husband’s promise. 然后Denning说其实没有什么rely, 妻子的经济状况比丈夫还好，而且还可以随时申请法院判决丈夫给她maintainence, 这其实也不符合PE的要求。所以结果也还是一样的) 在Denning这句话中其实也暗含了玄机，预示着PE的原则并不会被完全排斥在cause of action的应用中，则已经离Foakes v Beer前进了很远。

但是Foakes v Beer的原则还是很有影响力，D & C Buildersv Rees [1966]维护它的权威性，但是但是已经对Foakes v Beer的原本封闭的原则打开了一个缺口. Denning 依据他在Hightree里的原则，说The creditor is only barred from his legal rights when it would be inequitable for him to insist upon them. The Hightree case is the authority. Where there has been a true accord, under which the creditor voluntarily agrees to accept a lesser sum in satisfaction, and the debtor acts upon that accord by paying the lesser sum and the creditor accepts it, then it is inequitable for the creditor afterwards to insist on the balance. But he is not bound unless there has been truly an accord between them.所以说,PE是可以应用的，只是在这个案例中“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 was no true accord”不符合PE的条件而已。而在In re Selectmove [1995]里面的理由更加苍白，仅仅是因为Foakes v Beer是House of Lord的判决，不能推翻，所以需要继续应用这个案件。

再接下来的Collier v Wright（2007）里面直接根据本案例中Denning的逻辑有限度地推翻了Foakes v Beer。 但是这个案例中PE的应用的基本原则还是和Hightree一样的，即只能用作defence, 并没有说能不能用作casuse of action. 这个问题在之前的Combe v Combe [1951]中明确说不能，但是这已经是很久远的案例了。在三十年之后的澳大利亚案例Walton’s Stores v Maher (1988)中，法官直接说PE可以作为Cause of action,但是也加了一些限制，即‘Something more’ is required. The exact nature of that ‘something more’ will doubtless depend upon the facts of the case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hich renders it ‘unconscionable’ for the promisor to go back on his promise.这个案例说明离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捅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此之前的法庭判决中，法官们一直都在纠结衡平法原则对于普通法原则的干涉程度到底需要多远，但是总的趋势是衡平法原则不停地往前挪，而普通法原则的领地被一点点地蚕食，原始的道理简单粗暴，只承认consideration,其他一概不考虑，那个时候，普通法和衡平法还没有开始融合，后来融合之后，一开始是应该坚持普通法的consdideration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不是至上的，并不否则衡平法的应用空间，之后便说PE可以应用，但是仅仅能应用到defense上，再到后来便进一步说PE也可以应用到cause of action上了。

到了MWB Business Exchange Centres Ltd v Rock Advertising Ltd [2016]，这最后一层窗户纸也被捅破了。以前的英国法官虽然在不停地扩大PE的领地，但是从来不敢否认consideration的权威，他们仅仅把PE的应用局限到没有合同成立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当consideration不是该考虑的因素的时候，才应用PE，但是这个case直接说，你们不用再装B了，我直接说part paymeng是有consideration的，根本不用拐弯抹角地应用PE。直接简单粗暴地把Foakes v Beer给否定了，并且给出了和Foakes v Beer完全相反的解释，Foakes v Beer说part payment没有consideration,后来的案例基本是在这个前提下来寻找解决方案的，但是MWB直接说是有consideration，这样其实意味着后来的那一波案例完全就没用了。还好，这个案例还在上诉之中，所以具体结果是啥还不清楚，但是因为巨大的杀伤力，还是引起了法学界的一致关注。

其实，MWB的判决也是很自然的，它可以理解为衡平法和普通法融合到今天的最后的状态，即二者完全合二为一，不要都融合了还同床异梦，也就是说它昭示了以后的合同法的发展方向：即取消consideration。为什么呢？因为PE当初被引进来，为的就是弥补过度拘泥于consideration导致的判决的不公，假如当时合同法就没有consideration，那么就没有衡平法的必要性了，而MWB这个案例其实就是把这个假如变成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