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今天我在干什么呢？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香港，在深圳初步稳定下来，并且开始工作了。但是香港的事情还没有完，不仅仅要完成国际仲裁的Take Home Exam,还要继续做RA的一些收尾工作，记得那段时间很辛苦，工作安排比996都要饱和。之后就迎来了意料之外的动荡和灾难，导致了自己计划好的很多事情或者难产，或者无法推进。先是香港曱甴之乱，本来计划十一月毕业典礼的时候叫我妈过来一起参加一下，结果十月的时候毕业典礼取消未能成行。之后便是新冠疫情，直接导致五月的伦敦之行无限期推迟。本来以为疫情就在国外持续，国内包括香港会平息下来，一切都能尽快恢复正常，结果这几天香港又开始爆发，眼瞅着马上就九月份开学，PhD怎么去注册又成了一个让我无比头疼的事情。

总之过去的一年太不正常了，这些意料之外的动荡极大的扰乱了我的规划。过去的这么多年，我总结出了一条人生的经验，就是不要犯错，当然人怎么可能不犯错呢，至少尽量避免犯低级错误，因为我发现我过去走的很多弯路都是自己犯的低级错误导致，错误虽然低级，但是一旦触犯，带来的后果却是无法挽回的。可是这次，我没有犯任何错误，完全因为客观的大环境，让我的人生再次陷入了绝望的停滞状态中，不禁“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但是过去的一年也有让我庆幸的事情，就是我幸亏没有继续留在HKU读PCLL，当初作这一决定，实属无奈之举，自己年龄太大，积蓄又都花光了，在没有TC的情况下读PCLL，不仅仅不确定性太大，而且自己也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只好选择了一条更稳妥的路径，回内地先把大陆的律师执照拿下来。经历了这一年下来，发现我真是因祸得福，虽然被疫情干扰地很多计划无法推进，但我至少很快就能成为中国律师了，要是留在HKU读了PCLL，花几十万上一年网课，最后还是要回内地，而且这种形势，我是铁定找不到工作了。这么一想，我现在的状况还不算是最差的一种情形，选择及时离开薄扶林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相反，是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我还是第一次对我自己作出的决定感到欣慰和自豪，人生中还是第一次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没有犯错。

但是我还是无比怀念薄扶林，怀念在冯平山图书馆读书和学习的两年，怀念午餐和晚饭后一个人在二楼的回廊散步的Main Building，怀念我第一天来香港吃的28港币一晚的鲜虾云吞面，当然也怀念在法学院大楼上课的时光，尽管那个时候上课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这部《薄扶林闻见录》坚持写了这么久，从刚来HKU的时候开始写，当时本来就是想把自己在法学院的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只有把自己的生命记录下来，时光才不会白白流逝，然后我竟然坚持下来了，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激情支持着我把这本关于自己的历史记录下来的。记得我每次下了课，来到Main Library预定好的位子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刚才上课的内容记录下来，接下来才开始正式的学习，我真是一个天生的历史学家，在古代的话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官。这本写了两年多的笔记字数已经超过了15万，也算是一本小书了，说不定以后有人要研究HKU法学院的院史的时候，会从我这本小书里找到不少一手资料。但是说实话，我对这本《闻见录》并不满意，因为我的初衷是要写本类似于中国古代笔记小说那样的书，就是能把我经历的事情和遇到的人都叙述一番，但是写到最后，变成了课堂内容的平铺直叙，因为对隐私的尊重，我对那些老师和同学没有什么着墨，而对HKU和HKU Law的其他轶闻趣事也都没有时间收集，难免也是一种遗憾，导致这本《闻见录》没有什么文学性和可读性，基本就是一本流水账了。

但是流水账也无妨，至少聊胜于无，至少这两年我没有白过，天底下没有第二个人像我能有如此的恒心和毅力坚持下完这本《闻见录》，接下来的PhD如果能顺利入读，我就要接着写《九龙城闻见录》了，我希望能把《薄扶林闻见录》中的遗憾弥补起来，多一些有趣的文字，少一些流水账。

写完这篇《后语》，这本《薄扶林闻见录》就算正式完结，我从2017年8月到2019年7月这两年的生命都浓缩在这15万字之中了，没有什么精彩的瞬间，全都是一个大龄青年为自己寻找一条在世俗世界立足之路过程中的求索、心酸和挣扎，但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了，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曲折了，“往日崎岖曾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那就继续在“等待和希望”中去探索自己未来的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