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长编》，有一段关于太祖计划迁都的记载，读完之后，我不禁脊背发凉，因为我从这段记载看到了太祖的死因：

“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曰：「京邑凋弊，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上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髃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上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曰：「迁都未便。」上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上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王出，上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宋太祖是北宋所有皇帝之中最有战略眼光的一人，他是真的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问题，然后找解决方案。他已经看到北宋冗兵的问题，所以他认真考虑迁都回洛阳、甚至长安，这样国都有险可守，不需要供养那么多常备军，不仅可保国都免受北方游牧政权的攻击，还可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一箭双雕。

但是迁都，对于从五代时期形成并巩固的开封军功集团（职业军人集团）就是灭顶之灾，他们先是派出起居郎李符和都指挥使李怀忠向太祖陈述迁都的难度，这些说辞乍一看好像挺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纯属扯淡，完全就是站在军功利益集团角度的狡辩，因为这些理由的前提就是要养活10万大军，只有开封位置最便利，换做洛阳、长安，都是满足不了这10万大军的给养。但问题是，迁都回洛阳长安，根本就不需要养这么多军队，他说的这些难点根本就不存在。

然后，军功集团又换了晋王（就是后来的太宗）继续劝太宗，还说什么“在德不在险”，赵光义这句话也是颇有深意，他的“在德”到底是指什么呢？我认为就是指要安抚好当时拥立赵氏做皇帝的军功集团，不能寒了这些人的心，否则以后还有谁愿意保护赵家王朝。太祖应该也听出了言外之意，便同意暂缓迁都，但是太祖说出了那句让我看了脊背发凉的预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后来的北宋历史发展，果如太祖所料。

太祖仅仅是暂缓迁都，对于军功集团来说，仍旧是如芒在背，时刻有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头上，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干掉太祖，拥立一个完全站在他们利益一方的人，这个就是晋王，其实当初就是晋王带头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太祖的。晋王就是开封军功集团的代言人，这也是太宗和太祖的根本区别，他是优先考虑利益集团，而非国家长治久安。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烛影斧声，太祖猝死，太宗在没有太祖传位遗诏、且有子嗣的情况下即位为帝。对于太祖猝死、太宗即位，即使是当时，都很少有杂音，为什么？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局面是最符合当时朝野各方利益的局面，所以各方保持了一种默契。因此，太祖大概率就是军功集团集体推举光义干掉的，太宗即位之后，便再不提什么迁都之事，整个北宋，后面的皇帝都是太宗一系，也再无此议。

宋代是一个很可惜的时代，它几乎将中国带入了近代文明，不管是政治文明还是经济文明。但是它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因为它脱胎自五代，因此存在一个庞大的军人利益集团，虽然历代皇帝都强调文治，但是必须供养这个军人集团，这是军权和文官集团之间的一种平衡和默契。太祖当初“杯酒释兵权”，就是拿经济利益和军权交换，这样军权不再干涉国家治理，但是代价就是国家财政一大部分要用来养活军事利益集团，一旦财政被军事集团吃空了，这个国家就必然出现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国都放在开封这个四面平原，无险可守之地，也是军功集团养寇自重的一种方式。这个矛盾，或者平衡，贯穿在整个宋代历史中，而且从来没有能够解决掉。唯一一个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太祖，也被军功集团干掉，意味着这个平衡注定要成为宋代权力基因的必要组成部分，今人看来，难免扼腕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