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关于OFO运营危机的新闻甚嚣尘上，网络上对于OFO创始人的戴某的评价也从两年前这个公司刚起步时的交口称赞变成落井下石，对于造成OFO危机的原因也是众说纷谈，但是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只有腾讯的马化腾说对了，就是所谓的Veto right，即一票否决权。虽然我对OFO的具体运营和决策机制并不了解，但是耳闻在很多次能够挽救OFO的表决中，戴某都利用他的这个特权否定了相关的决议（有可能相关决议会减少他对公司的控制权），从而把这个公司一步步带到今天这种四面楚歌、濒临倒闭的境地。

当时看到这个一票否决权的讨论，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曾经欧洲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波立联邦）。这个曾经的欧洲第一大国现在极少有人知道，但确实是在政治领域对一票否决权的危害性最好的诠释，OFO简直就是波立联邦在目前国内共享单车领域内的翻版。

其实一票否决权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也是一把双刃剑，这从波立联邦几百年的兴衰就能看出来。波立联邦在其黄金时代（大约相当于16世纪早期）可以说是欧洲大陆的一大霸主，曾经攻下过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就是写的这件事情，能打下莫斯科，这对欧洲国家来说绝对是百年难遇的功绩。它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是由其国王约翰三世领导的欧洲联军于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中打败奥斯曼土耳其，从而阻止了奥斯曼帝国和穆斯林继续在欧洲北上，可以说经此一战，挽救了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为欧洲不久之后开辟新航路和逆袭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此外，波立联邦也是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完美的样本，它是近代人类历史上最初实行比较广泛的民主制度的国家，虽然其民主还属于贵族民主制，但是由于赋予了基层贵族较大的权力，所以其选举权覆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有20%多）。可以说，波立联邦是近代民主制的先驱，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近代民主制实验的一个小白鼠，而且是一个失败的小白鼠。导致它失败的关键性因素就是所谓的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就是马化腾口里的Veto right，即一票否决权。自由否决权和民主多数决正好相反，后者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前者是少数人可以否决多数人的决议，即一个决议必须所有人同意才能通过。这个自由否决制度最终是害惨了波立联邦，在其短暂的黄金时代结束之后，王国政治就陷入了由此而导致的政治停滞和扯皮，甚至出现选出来的国王不愿意来作国王的闹剧。而与此同时，其周边的国家如法国、普鲁士和俄罗斯却都在加强中央集权，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开明专制型的君主，比如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俄罗斯的叶卡婕琳娜女皇，波立联邦处于四战之地，自然成了这些新兴的君主制国家眼中的肥肉，但是由于自由否决权的滥用，联邦内部的贵族非但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抗外敌，反而爆发了一系列的内乱，结果导致王国被俄普奥瓜分，等这些贵族幡然悔悟，在1791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废除了自由否决权，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可是为时已晚，周边的国家怎么可能愿意看到一个整合起来的波立联邦，不久王国便被再一次瓜分，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欧洲大国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毫不夸张地说，波立联邦就是被一票否决权给拖垮的。它作为近代历史上最早进行民主制实验的国家，以它惨痛的历史教训证明了过度滥用民主的危害，所以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主政体都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极少有像波立联邦那样实行自由否决权的国家。

但是在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否决权的公司不在少数，OFO就是一个例子，原因可能在于公司和国家有很多不同之处，自由否决权的危害性不像在政治领域那么严重，而且在初创时期，一票否决权其实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一旦公司的规模变大，股权结构变地复杂化，一篇否决权就会显示出极大的破坏性，因为公司规模变大之后，就需要决策的高效，否则整个公司体制运营都会出问题。

所以，以后如果做律师，给公司做股权结构设计的时候，还是注意吸取这种教训的，虽然是个法律问题，但是并不能局限于法律的讨论，我一直觉得一个人一直只学法律，不学点其他的知识，是个非常恐怖的事情，事实上，法律本身仅仅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衍生品，它是依附于历史和社会的，而历史和社会的教训往往也能成为法律结构设计的一个很好的参考。波立联邦和OFO的命运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