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国家独立思想的来源及其本质
5．1，国家独立思想的来源
从上文的分析之中，国家之独立是福泽谕吉思想的的内在的逻辑的结果，个人的独立必然会以国家的独立为目的。所以说，个人独立之后必然要再谈国家的独立。这些关系在上文已经作过非常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下面看一下福泽谕吉的国家独立思想有没有其他的来源。
在幕府末期，日本的思想界也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思想流派并立，互相争论。幕府时期的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想还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宋明理学，但是随着幕府统治的危机，日本社会上开始出现“国学”并且日益昌盛。“国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反对以中国的理学作为日本的指导思想，驳斥了所谓的“唐心”（即儒家），“佛心”（即佛教），而大力推崇所谓的“大和心”（日本精神）。这种国学思潮“想要在在儒佛传来以前的日本古代社会中去寻找‘理想的社会’，把未受‘汉意矫揉造作’的古代，当作‘顺应天地’的自然之道的社会。”[1]。国学的盛行是当时日本的知识界对于国家危机的一种思考以及对于解决方式的探讨，尽管其主张和福泽谕吉思想千差万别，但是对于阻碍日本社会发展的理学，他们有着相似的看法。福泽早年学习汉学但是后来改学西学，并且对于汉学一直都保留着一种否定的态度。他回忆自己早年的生活的时候说：“我不仅仅讨厌中医，即连儒学也憎恶，总认为中国派的东西都应该打倒。”[2]。在这里，国学思想和福泽谕吉的思想不谋而合。尽管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精神都是一样的，即改变日本社会的现状，重塑造日本国家。
当时日本的社会也为我们寻找福泽谕吉的国家意识的起源提供了一些线索。在那个时代，西方列强到处在寻找可以倾销其商品的全球市场。许多东方国家都被迫打开了门户，日本也不例外。早在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俄国就已经试图对日本叩关，后来英法也有过类似的行为。最后在1852年，在美国培理舰队的威逼之下，幕府最终同意开国，这就是著名的“培理叩关”。紧接着，日本被迫与西方各国订立了各种不平等的条约。而对日本人震动更大的是以前东亚的“天朝上国”中国在和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战争之中节节败退，迅速沦为了西方的半殖民地，这促使许多日本人开始思考日本的命运这个在当时非常紧迫的问题，福泽谕吉也是其中的一员。而对于这种情况，“攘夷论”在恐慌的日本人当中大行其道。与福泽谕吉思想不同的是“攘夷论”主张维护日本固有的国体，盲目仇视一切西方的东西，所以在早期一些洋学家都受到过攘夷派的迫害。但是攘夷派的主张对于日本国家意识的兴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以志愿攘夷为媒介，启发了当政者的自觉，放眼于超越藩界的全国政治。”[3]福泽谕吉虽然不主张攘夷，但是他身处于这个社会之中，“在我著书，翻译的时期，也就是‘攘夷论’最盛行的时候。”[4]。可以说当时日本的情况是在一种共同的国家意识的前提之下，知识界同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虽然这些方案的具体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永田广志说：“ 这一时期，思想界最值得重视的特点是，由幕府和雄藩—分别在他们的封建特权的立场所允许并且需要的范围内—明确的开始执行以国家统一为目标的近代化政策。”[5]当时日本的各界（不仅仅是思想界）都在一种对日本国家的命运和走向的热切关注之中寻找一种最能够使日本实现富强的方式和道路，可以说这种国家意识渗透到了每一个日本有识之士心中，福泽谕吉更是不例外。他虽然主张学习西方之文明，但是对于西方国家在日本的行为也是充满了反感，“我很了解这个问题，可是越知道地清楚，心里越是感到不舒服。”[6]即使是像他这样坚决主张学习西方文明的人，仍旧对于日本在和西方国家交流当中所受的一些不平等感到愤慨，可以肯定他的主张学习西方文明决不是为了日本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是为了日本能够和西方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之上，实现日本国家的真正独立，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自然贯穿了他对于西方文明推所进行的一切论述。
综合而言，福泽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日本社会之中的一员，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日本的政治，思想界的影响，可以说他思想之中的国家意识既来自于他自身的理论的前提，也来自于他所处的日本社会。下面我们来谈他的国家意识。
5．2，福泽谕吉国家独立思想的之中的国家意识[7]
从上面的分析之中我们可以把福泽谕吉的国家独立的思想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国家和文明是等同的，文明是由智德来决定的，所以国家的独立也是由国家的智德来决定；其次，日本的国家的传统文明已经不再适应当时日本智德的发展水平，而与此同时，西方文明却比日本文明先进，因此日本需要吸收西方的文明来适应日本当时智德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日本才能够实现国家的独立。那么，国家意识是在这些关系之中如何体现的呢？
首先，福泽谕吉的国家的独立是全体国民的独立，而不是少数人或者政府的独立。早在《劝学篇》之中福泽谕吉就提到人人独立，则国家可以独立。这说明，福泽谕吉的国家独立是建立在全体国民的独立的基础上的。这和以前的日本是不一样的，以前的日本政府在西方文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也是独立的，但是这种独立并不是福泽谕吉所追求的国家独立。在这种传统的体制之下，日本社会被分为不平等的若干等级，各个等级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那么各个等级之间也不是独立的，每一个国民也都不是独立的，这样的国家即使是在和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之中保持独立，仍旧不是一个近代的文明国家。国家文明的进步取决智德的进步，而智德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智德，少部分人是不能代表全体国民的。横松宗在《福泽谕吉的日本文明史论》之中关于福泽的国家独立思想谈到：“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不是少数英雄人物，而是全体国民的智德进步的程度。这就是国民的‘风范’，它创造了‘时势’。社会上的知识界必须认清时势，成为推动文明发展的前导。”[8]可见，福泽谕吉把智德放在他的《文明论概略》的基础的地位，为的就是强调他所推崇的独立的国家必须是一个尊重全体国民的独立的国家，这种全体国民的意识正是国家意识的表现。
其次，福泽谕吉的国家的独立是是相对于旧的传统的日本的独立，也是日本相对于西方各国的独立。福泽那么热切地推崇西方的文明，激烈地批评日本的旧文明，就是为了日本使能够比较彻底地摆脱旧的日本文明的束缚，创造一个新的日本，在和旧的日本的关系之中实现独立。另一方面，我们在理解福泽谕吉的国家独立观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觉得他既然在热情地赞扬西方国家的文明，批评日本的文明，那么他肯定在主张日本学习西方文明之后就力争成为西方的一员，一直追随西方国家。然而，福泽谕吉并没有给我们任何这种观念的暗示。福泽谕吉国家独立思想之中关于日本学习西方文明和日本国家在这种境况之下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学术界对之几乎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比较模糊，因为我们很容易注意到福泽谕吉主张日本学习西方文明，在这种情况下，再去问日本和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事情了。然而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福泽谕吉的国家意识极为重要。如果我们对他的思想理解不深入地话，很容易就把日本国家的独立和学习西方文明等同起来，然而这是一种理解上的错位，也妨碍了我们正确地看待福泽谕吉的独立观。独立的本质是一种区别，就是要把自身和外物区别开来，而国家独立，就是把自己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这么说，福泽谕吉主张学习西方文明，那么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不就一样了吗？日本不就不再独立了吗？这就是我们持上面的想法时必然会遇到的困境。但是实际上，福泽谕吉既强调独立的重要性，又强调对西方文明的学习的重要性，所以说和独立相等同的东西就不会是对于西方文明进行的学习，而是学习的后果。日本学者小泉晋三（Koizumi Shinzo）在他的写的一篇关于福泽谕吉的文章之中说到：“他（福泽谕吉）认识到，在文明为什么值得我们追求的问题上，答案可能有一个是因为文明自身的价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却不是那么长远的事情。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迅速地学习西方文明来保卫日本的独立。”[9]他对福泽谕吉文明思想之中的文明本身和日本学习文明这两部分进行了比较清晰地区分，日本学习西方文明并不是为了融进西方文明之中，而仅仅是为了保卫日本的独立。正如我们以上的章节之中所详细分析的那样。这在福泽谕吉自己的语言之中也得到了证实，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第十章之中说：“我所说的国家的独立是这种意思：使我国国民，广泛地与外国人接触，经过千锤百炼而仍能保持其实力，如同经得起大风大雨的坚固的房屋一样。”[10]与外国人接触，必然要学习外国人的先进之处，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不是成为西方人的一部分，而是保持甚至增强日本自身实力，这才是日本国家独立的真正内涵，只有这样，日本才和西方区别开来，实现独立。
说到这里，我们马上遇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既然国家独立意味着全体国民的独立，国家独立意味着日本对于西方国家和日本旧的国家的独立，这些独立彰显了福泽谕吉独立思想之中的国家意识，那么这种国家意识和第二部分所提到的个人独立的思想有什么关系呢？从表面上，我们不难发现，福泽谕吉强调个人的独立，进而强调全体国民的独立，正是以此为基础我们的讨论才会进入国家的独立的部分的。那么在这时既然我们发现国家意识是它们背后共同的东西，福泽谕吉对于个人独立的强调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对此，小泉晋三明确地提到福泽谕吉是坚定地把国家意识放到第一位的：“毫无疑问，福泽谕吉是一个民权主义着。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需要提及的，如果国内任何民权的扩大会伴随着国家的国权减少的时候，那么这种民权的扩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事实上，任何时候民权的扩大都是以国权的扩大为目标的。”[11]小泉晋三在这里认识到了一个福泽谕吉研究之中常常被忽视的问题，即我们上面所说的他对于个人独立的态度的问题。我非常同意小泉晋三的说法，在福泽谕吉的独立思想之中，没有比国权更加重要的东西了。尽管他时刻地强调个人独立，但是这是在国家独立的基础上强调的，如果国家无法获得独立，再谈个人独立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意识是福泽谕吉近代化思想的灵魂，这也是我在本文之中不厌其烦地提这个名词的原因。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在大多数的关于福泽谕吉近代化思想的研究之中，往往只注意表面的或者部分的东西，比如谈论他的启蒙意义，他的教育思想，或者谈到他后期的军国主义主义观念的时候没有在他的思想本质上找原因，而仅仅归因于福泽谕吉思想走向反动。这些都是比较片面的或者不是很深入地思考，所以在这里强调他的思想之中的国家意识，不仅仅能够修正福泽谕吉研究之中的一些缺点，也有助于以后的相关研究能够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看待那些问题。
5．3，丸山真男理论的修正：相对主义背后的绝对主义
丸山真男的相对性理论对于福泽谕吉思想的解读认识到了福泽谕吉思想背后的思维的方式，虽然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相对化的理论，但是我们不难看出，福泽谕吉终其一生，其思想都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绝对性的东西。当然，这里并不主要谈这个，我们仍旧需要集中于本文的中心：独立问题进行探讨。根据丸山真男的相对理论，福泽谕吉在他的思想之中总是在追求一种变化的关系，而不是凝滞的关系，总是在追求一种条件性和相对性，就像数学之中的函数一样。所以当他考虑个人的独立的时候，不会忘记个人独立以国家的独立为目标的，当考虑国家独立的时候，文明又必须和特定的智德水平，特定的空间，特定的时间相互联系和制约。这种变化的关系并没有使福泽谕吉的思想陷入一种毫无头绪的混乱之中，反而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理解福泽谕吉的思想，这是为什么呢？丸山真男认为这是因为福泽谕吉思想之中的实用主义色彩：“事物的价值并不是内在于事物中的性质，其价值是由事物对具体的环境所产生的机能来决定。这样的思维方式确实和实用主义接近。”[12]然而，这里仅仅说明了福泽谕吉思维方式和实用主义的相似之处，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导致他思维的混乱，反而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福泽谕吉的思想。因此，我们不得不在他的思想之中再去寻找一些不变的东西，因为只有不变的东西才会看起来清晰。
正如前文所论说的，福泽谕吉的近代化思想的核心是独立，独立既包括个人的独立，也包括国家的独立，那么他的这种独立思想独特的地方在那里呢？其实在上文我已经多次提到了，那就是隐藏在里面的平等思想和平等意识。可以说，独立是贯穿福泽谕吉的近代化思想的一条明线，而平等思想则是和这条主线相呼应的暗线，他的独立思想的每一个部分，几乎都可以看到平等意识的影子。正如他在《劝学篇》中的那个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论断，他在自己的个人独立的思想之中，无处不包含着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肯定和追求。他批判传统的日本封建观念，这种封建观念的核心是忠孝，实质是人和人之间的服从原则，其间并没有对于平等的肯定，可以说只要这种封建观念存在，平等就无法实现。但是平等又是人和人之间相互独立的前提，没有平等，独立是无法谈起的，所以追求独立，就要追求平等，追求平等，就要反对封建观念。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也意味着对于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尊重，所以他才会提倡不能以个人意志强加于人的说法。无论个人的独立有什么样的特征，其背后的主题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
那么在国家的独立这个问题上，平等观念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知道，国家的独立和个人的独立是相似的，个人的独立是相对于他人而言的独立，那么国家的独立就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独立了。具体来说，日本的国家的独立，是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的独立。福泽谕吉在谈到日本的现状的时候，都在暗示当时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地位的不平等。在政治上，日本的当权者仍旧不能不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在和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够能以一种正确地方式对待，进而丧失在外交上的主动权。而在经济上，由于日本的技术和产品都不如西方国家，所以导致经济上开始依赖于西方国家，对于这种状况，福泽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如果没有任何改变的话，日本必然永远和西方国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成为后者的附庸。正因为如此，福泽对于文明的追求如此的强烈，因为只有日本实现了自己的文明，才能够摆脱政治上对于西方的被动地位，经济上对于西方的从属地位，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
可以说，平等的思想是福泽谕吉的近代化思想的更加根本的主题，没有平等，独立是无从谈起的。也可以说，这种平等思想是日本实现近代化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平等意味着日本既不过度地自卑，甘愿成为西方的附庸，也不会过度地自大，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缺陷，进而阻碍自身的独立的实现。这点是理解福泽谕吉的思想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如果福泽谕吉也像中国同时代的思想家那样始终不放弃一直以来的强烈的华夷思想[13]，他就不可能提出个人独立的思想。因为坚持华夷思想，就不能放弃固有的体制和道德，进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发生改变，就不会实现人和人之间的独立。而在国家的层面来看，华夷之别，会阻碍对于西方文明的正确的认识，从而不能很好地处理好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相互关系，这样可能就会导致日本文明仍旧一直落后下去，无法独立于西方文明。而坚持平等思想，就意味着人既不天然地优于其他人，也不天然地劣于其他人；日本既不天然地优于其他国家，也不天然地劣于其他国家，这样才能够正确地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现个人的独立和国家的独立。
那么，我们如果再仔细地考虑一下的话，福泽谕吉思想之中平等意识还暗示着什么呢？这就是本论文最终要强调的：日本自身的国家意识的重要性。平等是福泽谕吉思想之中的一条主线，他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平等，然后又强调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但是这两者不是没有关系的，后者是前者的目的所在，所以他最终的着眼点是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平等。他的平等意识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国家层面上的。
福泽谕吉强烈地反对封建的观念，目的是不想让封建观念成为日本解放个人，学习西方文明的障碍，但是福泽谕吉并不就此提倡日本文明完全地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这不是平等的国家关系的表现。尽管，福泽谕吉在不同的场合提倡对于西方文明的全面吸收，但是对于西方文明的全面地吸收和日本成为西方国家的追随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我们一定要意识到，福泽谕吉想让日本实现的是日本国家的独立，独立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不再依靠任何其他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所以说，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福泽谕吉对于西方文明的吸收持非常肯定和全面的看法，但是他这样的目的是想使日本更加迅速地或者更加便利地赶上西方国家，从而成为和西方实力相当甚至可以抗衡的国家，这种国家意识也是福泽谕吉思想难能可贵的地方。如果没有这种国家意识，可能日本在进行西化的过程会不自觉地成为西方的追随者，其实在近代的世界历史上，这样的国家并不是没有。
杨薇在《日本深层文化五题》当中提到了日本民族强烈的本土意识，“日本文化是外来文化和自身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两者缺一不可。没有外来文化的导入，今日的日本文化就难以想象，而另一方面，没有日本的自身的本土文化，则更不会有今日日本特色的文化的形成。………它便是日本文化的‘神髓’，或称之为‘和魂’核心所在，它也是日本虽大量吸收外来文化而没有‘中国化’也没有‘西方化’的重要因素所在。”[14]这种日本文化因素和福泽谕吉对于日本文明发展的态度不谋而合。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涉及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的看法，因为我们上面所说的保持日本的本土意识是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语境当中展开的。福泽谕吉对于西方文明的态度应该怎么样进行评价呢？在他的《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当中，福泽谕吉在多数情况下还是认为日本应该学习西方的文明的，尽管他也提到过文明的相对性，并且指出，西方文明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总的来说，他对于西方文明仍旧是持肯定的态度。郭丽在《福泽谕吉的西方文明观》之中，认为在《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当中，福泽谕吉对于西方文明“绝非西洋文明的礼赞者”[15]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福泽的确说到西方文明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是从能够使日本和西方的文明达到平等的地位的角度来说的，这种平等的地位并不代表他就不对西方文明持肯定的态度。相反，正式因为他对于西方文明的仰慕，自信日本如果也达到了现在西方文明所处的程度，就可以实现自身的独立了，从这里实在是看不出他对于西方文明的本质上的质疑。
即使把他在后期的思想考虑近来，也不能否认他对于西方文明的肯定。郭丽在提及他后来所写的《脱亚论》的时候，认为本书之中所宣传的以“文明—非文明”的方式取代“东洋—西洋”[16]的方式显示了福泽对应西方文明之中的亚洲观和日本观的挑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西方文明的本身的挑战，所以对郭丽所宣称的福泽谕吉仍旧跳不开“师夷长技以治夷”[17]的说法，我觉得难以完全接受她的结论。
由此在对于郭丽的论点反驳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福泽谕吉近代化思想之中另外一个特点：即他的独立思想对于人类的普遍的价值原则的发现。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包括日本）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西方一直具有民主的传统，以至形成现在成熟的西方文明，而东方则一直没有显示出这种民主的传统。因此可以得出民主只有在西方才有，东方文化之中没有民主，自由等的观念的结论吗？这在很多人看来几乎是肯定的，这样他们势必会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之上始终以一种“师夷长技以治夷”的观念来对待，从而对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比如自由，民权熟视无睹。然而真的是这样的吗？福泽谕吉的独立思想指出了日本近代化必须经历的一种价值观上的启蒙：必须破除传统东方文明之中的等级观念，去迎接一种更尊重人的“平等“观念，尽管在此过程之中，西方文明之中的许多东西需要日本去学习，但是这种平等观念并不是仅仅西方才可以有的，它是一种人类的普遍价值，日本一直以来没有认识到并不意味着日本就不可能产生这种平等观念，也不能因为这种平等观念只在西方思想中显现日本就去排斥它，福泽谕吉近代化思想正是一种让日本人和日本国家相信他们也可以有平等的观念的，获得平等的地位的努力。这是一种对于普遍价值的追寻，而不是西方对于日本的思想移植。其实这种普适价值在福泽谕吉所处的日本之中具有更为特别的含义，在这里之所以强调福泽谕吉思想之中的那些平等，独立的普适性，是为了说明这些价值不仅仅是西方独有的东西，尽管福泽谕吉是受西方的启发而产生这种想法的，但是这些价值的普适性决定它们来到日本也像回到家一样。这就意味着日本宣传这些价值，并不因为这样日本就一定要对西方感恩戴德，认为是西方拯救了日本，实际上是这些普适的价值拯救了日本，日本不能在这个问题又矮西方一截，那样的话独立就又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日本的国家意识在这种普适价值的彰显之下越发分明。西方国家国家是在这些普适价值的指引之下实现文明，实现富强的，那么日本也可以在这些价值的指引之下实现文明，实现富强，在这个过程之中，日本和西方完全是平等的，日本的国家可以做到任何西方国家有能力做的事情，这是福泽谕吉最向往的东西。这也正是福泽谕吉近代化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使现在它也值得我们去反思。
即使福泽谕吉思想之中这些不变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具有丸山真男所说的相对性的特色。福泽对于平等的追求，并不是西方启蒙意义上的对于个人的地位的抽象想象，他追求平等既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也包括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平等，因此，他对于平等的追求就具有了浓厚的现实意识，也就是说平等必须是在现实也就是当时日本的境况之中才显出它自身的价值。而在人和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平等的关系上，两者也不是没有关系的，相反，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条件关系，既人和人之间平等最终是要促进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平等的。一样的道理，正如上面所说的，福泽对于人类精神之中的这些普遍价值观的追求，一样是在国家的精神的背景之中发生的。虽然日本国家和西方国家有着各种方式的不同和区别，但是它们也都是由各种各样的普通人来组成的，因此说，福泽受西方国家启蒙思想的启发，也致力于发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普遍的价值观，并且断言，既然这些价值观在西方国家能够生根发芽，在日本仍旧可以这样，因为大家都是由人组成的。有时候，人处于一个体制之中，体制的这种现实性并不足以表现体制就是最合适于人的体制，也不足以证明这种体制就可以充分激发人自身的能力。有时候，人是有各种本能的，既有恶的本能也有善的本能，一个能够激发人的善的本能的体制可以引导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成为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乃至国家。福泽谕吉对于普遍价值观的追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来实现的，学者的使命在于发现那种人自身的善的本能，发现一种能够引导这种善的本能的体制，他们呼吁人和人的平等，自由，他们呼吁民权，正是为了这种由各种人组成的社会和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而不是在旧的体制之下以压抑人的善的本性而默认人的恶的本性为前提而组成的社会，这种社会必然和文明之路是背道而驰的，即使它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仍旧不是一个文明的国家。福泽谕吉所追求的这些平等和自由的绝对价值最终依存于另外一种更加绝对的实体：日本国家，这种国家的精神正是福泽谕吉思想之中一生都没有发生改变的东西，正如服部总之所说的：“在欧洲是作为与绝对主义斗争的武器产生的，在日本却成了维护绝对主义权力的武器。”[18]这里的绝对主义权力正是日本国家，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福泽谕吉心目之中的日本国家并不是随便一个国家都可以的，而是能够实现日本文明的国家，能够保证国家之内人人独立的国家，一个能够保证自身独立的国家。我们一般的认识的误区就在于，当我们发现福泽在维护当时的日本政府，甚至“改变”他早期的民权立场，主张官民调和的时候，就武断地说这个时候福泽谕吉的思想发生了反动的改变，这种思维有一个站不住脚的前提，就是这时候福泽所维护的日本政府是一个恶的政府，福泽谕吉维护它，就表明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反动的变化。但是实际是这样的吗？他在《文明论概略》第十章之中有这样一段话：
“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计数一下，就会有无数的层次。………….也许有人认为，人类不应该仅仅以本国的独立为目的，而要看到更远大更高尚的境界。不错，人类智德所要达到的的最高境界，当然应该是崇高，不应计较国家的独立这样的事；不应仅仅以免于受外国的侵凌称为文明。但是在目前世界的情况下，在国际关系上，还谈不到这么高远的问题。如果有人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免陷于迂阔和不切实际。尤其俯察日本目前的景况， 就越发感到事态的严重，更无暇顾及其他。首先要确保日本的国家和人民的生存，然后才能谈文明的问题；没有国家，没有人民，就谈不到日本的文明。”[19]
这就又让我们想起了福泽在《劝学篇》中所谈到的，当人们面对政府的暴政的时候，应该是绝对的服从还是揭竿而起。在福泽看来，这两种方式都不可取，最可取的是，应该用平等和独立的观念努力完善政府，以求国家的独立。福泽在著这两本书的时候恰恰处于明治政府时期，当时明治政府刚刚取代了幕府。福泽一开始对于明治政府并没有什么大的兴趣，“起初，他认为掌握维新政权的都是锁国攘夷论者，所以一直没有寄什么希望，等到政府提出四民平等的口号，这才大喜过望。”[20]明治政府固然也有一些缺点，但是相对于以前的幕府，它已经进步了很多，而且接受了平等，民权等的观点，所以当时的明治政府是现实之中最接近于理想中的有助于日本实现文明的国家政府了，也是最有可能帮助日本实现民权，个人独立和日本独立的政府，所以福泽拥护明治政府。即使到了后来，明治政府镇压了过激的民权运动，但是它仍旧颁行了宪法[21]，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理由不支持这个政府了，因为只有这个政府才最有可能帮助日本实现文明，这个政府是最能够代表日本国家的政府。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民权，而忽视了政府的存在，最后无法保证国家的独立，民权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国家意识促使福泽谕吉支持明治政府，而且这种支持是自始至终的支持，并不是普遍所认为的是后来突然出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福泽谕吉追求平等，追求国家意识的和追求普遍的价值，他的思想之中到处都存在着这些不变的精神，这些精神之中，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他的国家意识。也正是这种不变的精神构成了福泽谕吉思想的主线。当然这些不变的东西并不会否定丸山真男的相对性理论的价值，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充实了他的相对性理论。相对性理论只是针对于福泽谕吉思想的思维方式来提出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有效地指导我们去发现福泽谕吉思想之中的这些主线，而在这相对主义的方法背后，我们发现的是一种绝对主义的理念，只有这样，福泽谕吉的一生的思想才会合理的展开，才不会引发我们的误解，我们才能够切合实际地认识他的这些思想。
[1] 伊文成等著，《明治维新史》，18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沈阳，1987
[2] [日]福泽谕吉著，马斌译: 福泽谕吉自传,78页,商务印书馆,1980
[3] [日]远山茂树著，邹有恒译: 日本近代史第一卷,8页,商务印书馆,1992
[4] [日]福泽谕吉著，马斌译: 福泽谕吉自传,120页,商务印书馆,1980
[5] [日]永田广志著，版本图书馆编译室译: 日本哲学思想史,274页,商务印书馆,1978
[6] [日]福泽谕吉著，马斌译: 福泽谕吉自传,123页,商务印书馆,1980
[7] 对于福泽谕吉的研究（尤其是国内），其实是很少注意到他的思想之中的国家意识的。就像我在前面的正文之中已经谈到的一样，日本国家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可以说是“万世一系”，最高的首脑一直都是天皇，而且一直都是从同一条血统延续下来的，直到现在仍旧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自然地会把日本的国家和政府作为一体来考虑。虽然在很多时候，这种做法不会产生误解，但是更多的时候这种混淆会造成我们对于许多历史和学术问题的错误解读。这种危险其实在日本这种国家一直都没有变化的地方还是很小的，统治日本这个国家的政府一直都是大和民族的政府，也就是说某种情况下，把政府等同为日本国家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其他的国家，情况往往要复杂地多。在对中国近代化的考察之中，这种把国家和政府混淆在一起的观点造成了大多数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许多关键的因素的忽视。不像日本的近代史，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只有日本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近代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包括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还有更复杂的历史和民族问题，而这一点却长期在前者的强势的影响之下沉默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我们常常把中国近代历史转型的失败归因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因为这种观念，所以阻碍了中国充分地吸收近代西方文明，这种观点就是在福泽时代的日本就已经非常盛行了。但是可笑的是，在那时候的中国，华根本是不存在的，哪还有所谓的华夷观念。和日本历史大相径庭的是，中国的历史没有一个“万世一系”的清晰的线条，但是在元朝之前，至少部分地一直是汉人王朝（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占据了东南，汉人政权还是存在的）。元朝以及之后，中国则经历了两次的亡国，两次都是中国被所谓的夷狄占领，一次是蒙古人，一次是满州人，流毒以满州人最甚。所以在西方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华早已不存在了或者是一种隐性的存在。所以当时与其说有所谓的华夷观念的话，倒还不如叫作夷夷观念更为合适。不要以为满州人入主中国，窃据大统，它就可以代表中国，事实上，满州人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之中一直防范着汉人，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占领地而不是祖国看待的，十足是土匪心态，就算到了近代，仍旧能够从西太后口中听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予国之欢心。”“宁予友邦，不予家奴”这种视中华为异域的话语，说明从始至终，中国的国家在清代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中国的国家意识，都已经亡国了，还谈什么国家意识。在顺治刚刚入关时候，满州贵族已经决定在中华能呆下去就呆下去，呆不下去就再退回东北，结果后来还真地回到了东北（既伪满洲国）。我们现在对于那个时代中国的历史的研究，把中国的落后归结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那里，不仅仅没有正确地解读那个时代的历史，而且对于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毁灭性的后果，文革的背后就有这种观念的影子。本论文，虽然研究的是日本，但是我强调国家意识除了道出福泽思想之中的灵魂，还希望能够以此启发我们对于历史的观念的反思。
[8] [日]横松宗著：福泽谕吉的日本文明史，《日本研究》，1992年第1期，39页
[9] Koizumi Shinzo: Fukuzawa Yukichi , Japan Quarterly, 11:4, p.486
[10] [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论，1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1] Koizumi Shinzo: Fukuzawa Yukichi , Japan Quarterly, 11:4, p.491
[12] [日]丸山真男著，区建英译: 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83页,学林出版社，1992
[13] 关于中国当时的华夷思想，具体参见注72
[14] 杨薇，日本深层文化五题，日本研究论集·2001，309-31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15] 郭丽，福泽谕吉的西方文明观，日本研究论集·2006，33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6] 郭丽，福泽谕吉的西方文明观，日本研究论集·2006，33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7] 郭丽，福泽谕吉的西方文明观，日本研究论集·2006，33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8] [日]远山茂树著，翟新译: 福泽谕吉,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9] [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论，1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0] [日]远山茂树著，翟新译: 福泽谕吉,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1] 1875年4月天皇授权元老院起草宪法。1880年初步整理出了《国宪草案》，但是遭到了伊藤博文等人的反对，故未被采纳。1881年初月，又推出了《大钢领》，和前者一英国模式为参考不同，这次是以德国模式为参考的，为日后的日本正式宪法奠定了基础。1882年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宪法考察团”去欧洲考察宪法。本考察团德国各地实地探查，并且制订了宪法的草案。1888年4月到6月，经过对草案的审议，正式通过了《大日本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