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言
对于哲学研究者来说，日本思想史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却没有被深入探讨过的领域，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日本思想就像日本的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这种地位导致中国研究者们不能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待日本的思想。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日本一直是从中国输入思想资源，中国的程朱理学，阳明之学一直都是日本思想家们研究的重点，进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思想流派，但是仍旧不能离开中国思想的母体。而当历史进入了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时间终于通过西方的船舰将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强行地纳入了世界历史的统一的体系，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和日本当时处于同一个历史地平线上，而在此之前两国的思维方式也差不多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在此之后两国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这么一个两千年以来的天朝大国逐渐沦为了一个贫穷，混乱，不知所措的国家的时候，我们的近邻日本却成为了一个强大甚至具有极强的侵略性的国家，直接和国际大国接轨。两个国家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东西吗？
在曾经深刻影响了日本近代历史发展轨迹的思想家之中，福泽谕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应该说日本的近代化思想是开始于福泽谕吉的。作为明治时代的重要思想家，福泽谕吉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和社会活动，在日本广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理论，并且努力提高日本民族的文化素养，唤醒他们的近代意识。作为一个思想家，福泽谕吉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广泛地反映在他所撰写的诸多著作之中。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思想并没有过多触及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典型问题，而是紧紧跟随着当时日本社会形势的变化，提出有利于日本顺利走入近代国家的诸多合理的思考，他的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为目的的，并且完全从历史的态度来看待他所思考的所有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便是为了改变当时日本民众的思维方式，使地整个日本国民能够适应那来地似乎很突然的近代化的历程，对于这一项事业，福泽谕吉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福泽谕吉的近代化的思想深刻的影响了明治时代日本的社会政治，也影响了他之后许多相关的思想家，正是包括福泽谕吉在内诸多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努力，推动了日本成功地从一个传统的古代国家顺利的演变成了一个具有特色的现代国家，在这一个过程之中，日本没有经历任何严重的社会动乱（除了二战）。而与此相对应的中国却是另一个局面，在中国将近一百年的近代史中，一直是军阀混战，思想混乱，而巧合的是中国恰恰缺乏象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巧合，而对这一个现象我们中国国内的研究者却视而不见，但是有什么能够比研究日本近代的思想更有助于对中国的历史的反思呢？在很多事情方面，日本这样一个小国做地很好，然而我们中国却做的很糟糕，那是为什么呢？也是在这一点上，对福泽谕吉近代化的研究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1．1，福泽谕吉的生平
福泽谕吉于1834年12月12日生于日本大阪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早亡，由母亲带大。他早年在家乡私塾专门学习汉学，包括《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等汉文经典，可以说福泽谕吉的汉学功底是相当深厚的。福泽的父亲因为是一个下级武士，深受门阀制度之害，所以“对福泽谕吉来说,最不堪忍受的是严重的门阀制度”[1]。后来他便离开了家乡，去长崎学习兰学。从这时起，福泽谕吉开始系统地学习和接受西学。通过对荷兰语，以及后来从大阪再到江户（现在东京）后的英文的学习，福泽谕吉广泛地了解了医学，物理，化学等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从而对西方文化有了最初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成年之后是他有机会三次随从日本官方代表团出访欧美诸国，亲眼目睹了西方近代社会的种种风貌。虽然归国后仍旧教授英文和从事教育事业，但是这些出洋的经历对于他的近代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也是本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中不能避开的部分。
在此之后，福泽谕吉在日本国内专门从事教育和学术著述活动，与许多人不同的是，他一直是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虽然他的思想和当时日本的社会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他本人却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政府的代言人进行学术活动，他的一生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也给本文所研究的独立思想提供了一个不能说是巧合的大背景。福泽谕吉的早期著作主要是为了宣传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理论，抨击日本的封建制度，进而阐述文明开化论。比如《西洋事情》记述了他考察访问欧美国家过程之中的所见所闻，本书发表后在当时的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劝学篇》开始，福泽谕吉开始在介绍西方文明的同时阐述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理论，初步地论述了自己建立在平等权利基础上的民权思想。紧接着福泽谕吉又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名著《文明论概略》，阐发了他对文明问题的看法和研究，进一步从个人的独立问题扩展到国家独立问题的关系论述，从而奠定了他在日本近代社会作为最重要思想家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在晚年，福泽谕吉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和早年热衷于于对日本民众启蒙的他不同，开始宣传自己的官民调和论，因为这种妥协的论调使他招致了许多激进人物的批评。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著作之中，福泽谕吉都在试图塑造和日本“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民大国精神。
从上面对他生平的简单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生的著述便是其一生思想发展的轨迹，同时也代表了明治时期日本思想史的发展的一种精神历程。本文便试图从福泽谕吉的独立思想入手，通过他两大名著《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分析他以日本近代化问题为中心的启蒙思想。
1．2，福泽谕吉的近代化思想的研究现状
福泽谕吉的思想是的研究虽然看似简单，但是由于福泽谕吉的思想比较琐碎，前后跨度比较大，还有他处于日本历史上一个比较复杂的时代，所以学术界对他的思想的解读也是千变万化，各抒己见，然而大多的研究都是以西方的启蒙理念作为前提来考虑和评价福泽谕吉的，甚至还会夹杂其他一些过多的条条框框。中国著名的日本思想研究者卞崇道在他写的《日本十大哲学家》里面，是从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福泽谕吉的，这显然是非常落后和不合时宜的。后来的中国研究者虽然不再受陈旧的理念束缚，但是仍旧摆脱不了以西方启蒙思想作为研究福泽谕吉的思想的出发点的固有模式。而主要的研究也都是以福泽谕吉的思想是如何体现西方的启蒙思想为主的。但是这些研究既没有深刻理解福泽谕吉的思想和西方的启蒙思想，也没有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严谨的考证，往往过份地夸大了二者的对应关系，认为福泽谕吉的思想完全来源于西方的的启蒙思想，和西方的启蒙思想没有两样。这种观点阻碍了他们正确认识福泽谕吉的晚期思想的一些变化，进而造成中国研究者们无法正确地认识到福泽谕吉思想内部的统一性，仅仅把他的思想归结为学习西方启蒙思想然后忽然变地反动了这个模式，这种看法几乎到现在还充斥着研究者中间。
在国外，尤其是福泽谕吉的祖国日本，研究要比中国丰富地多，这些研究按照远山茂树的说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福泽谕吉思想的意识形态出发，考察他的政治立场。这种研究方法比较重视福泽谕吉所处的社会阶层和他所处的当时社会的背景对于他的思想的影响，以及他的思想又是如何影响了当时社会的。这种研究方式和中国主流的研究方法比较类似。还有一类研究是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研究方法。他的“视野往往更集中体现在福泽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具体问题的态度和批评中的思维方法和价值意义。”[2]第一类方法可能会遇到和中国的研究者遇到的类似的问题，就是会发现福泽谕吉前后的不一致甚至矛盾，但是第二类方法则强调虽然福泽谕吉的思想表述前后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其思想的思维模式是一直不变的，在此基础上，寻找福泽谕吉思想之中的统一性。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本文的写作也受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
而在西方，往往会出现极端的现象。一种是完全把福泽谕吉的思想归入到西方启蒙思想的语境当中，因为西方是近代启蒙思想的源流之处，所以这种做法也不是偶然的。但是另外一种研究则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福泽谕吉的思想并没有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而且其思想几乎和启蒙思想的理念是完全相悖的，这种研究以本文还会再提到的基莫斯最为明显。但是，总的看来，西方对于福泽谕吉的研究仍旧少得可怜，甚至不如中国对他的关注。
也正是因为研究者们对于福泽谕吉思想关注甚少，而有限的研究之中误解又过多，所以本文的写作试图从一种更加全局的角度来认真地审视福泽谕吉的近代化思想，试图在对他的主要思想进行考察之后发现其中的内在统一性，为现在福泽谕吉的研究注入一些新的血液。
1．3，福泽谕吉的近代化思想及其国家意识
福泽谕吉生活的时代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特殊的时代，日本在这个时候经历了从古老的东方传统经过了巨大的变革而逐渐向近代的国家形式转变的过程，这个历程在日本进行的比其他东方国家都要顺利，也奠定了日本近代发展和繁荣的基础。福泽谕吉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也是这个时代的一分子，而且他作为日本社会的一名独立的知识分子，主动积极地参与进了自己的国家的变革的历程，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融为一体。他的行动和思想，可以说没有一处不打下了时代的印迹，而他也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著述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变化进程。福泽谕吉思想的主题其实便是日本社会当时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是什么呢？确切地说这个主题便是日本近代化的问题。关于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必要性，当时日本大多数思想家都没有异议，均认为日本有必要实行近代化，否则就会落后于世界潮流之外。日本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使日本摆脱旧的体制和封建观念的束缚，同时实现和西方文明一样进步的新的文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国家的变化历程，因此近代化必然以强烈的国家意识为前提。但是在各种实现近代化的方案之中，对于国家意识的理解是不同的。
当时一些思想家提出了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类似的观点：“东洋道德，西洋艺术。”[3]这里的艺术就是指技术，希望维护传统的体制和思想体系，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技术。这种近代化的思想仍旧固守日本原有的体制和原则，只是学习一些西方表面的东西，它背后的国家意识仍旧是传统的和古老的日本，但是这显然是和时代的潮流不协调的。但是福泽谕吉和这些人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他认为日本的近代化的前提是不能缺少“精神”的近代化的，也就是说要实现近代化，那么他必然对于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国家意识进行批评和反驳，并且倡导一种新的适应日本时代潮流的国家意识，在福泽谕吉看来，这种国家意识的特点就在于：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既要和原有的封建体制实现独立，又要和西方各个文明国家实现独立，国家的独立在这里不单单是一种外在层面的强盛或者自主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在破除历史的痼疾的基础上的对于自我的重新肯定。这也是福泽谕吉近代化思想的精髓所在。所以，本论文将会围绕福泽谕吉近代化思想之中国家意识的探究来分析他的近代化思想。而这种国家意识又具体地体现在他的独立思想之中，这种独立既指个人的独立，也指国家的独立。日本要想强大，必须保证这两方面的独立。所以实现近代化必须从精神的层面上进行变革，而要进行这样的变革，就应该从独立的问题着眼。因此，独立的问题自然便成为了福泽谕吉近代化思想的内核。就这样，分析、把握福泽谕吉的独立思想，成了认识他的近代化思想的根本。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在日本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团体“名六社”[4]，本社的一系列思想活动是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尽管成员的思想各个不同，各有侧重，但是基本都宣言西方启蒙思想之中的人权，平等的观念，福泽谕吉在明六社的所有成员之中，是最具有启蒙意识的思想家了，他在《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之中所追求的独立和平等的观念，比其他人都要彻底。不过，明六社成员的基本思想还是很一致的，所以它被认作是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所在。同时，明六社有着另外一面，这个特征足以把明六社成员和西方的启蒙思想明显地区别开来。在明六社的主要成员之中，除了福泽谕吉，基本都在明治政府任职，比如森有礼最高担任过明治政府的文部大臣。所以，明六社的那些启蒙讨论明显地有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提供政策服务的目的，比如，西周“树立以健康，知识，富有的统一整体作为个人，群体乃至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并以之作为其道德基础。”[5]“它成为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民三大政策的道德旗帜，起到了积极的的，起到了积极的，巨大的社会作用。”[6]加藤弘之宣传天赋人权，但是“始终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为现实政治服务。”[7]为日本的现实状况寻找一个合适的出路，是明六社的基本宗旨，其成员宣传平等，人权等启蒙思想，正是为了更好地完善日本的明治政府，这是他们一切讨论的所指。库苏马诺（Michael A. Cusumano）引用西周（Nishi Amane）的话说: “明六杂志在1868年之前的活动在精神上并不是自由主义的。”[8]福泽谕吉尽管其对于平等和独立的追求最为彻底，但是仍旧没有脱离明六社的基本特征。库苏马诺认为福泽谕吉对于启蒙思想的态度和其他明六社成员是有区别的，其他成员赞成为政府服务，但是他并不赞成，起码当时并不赞成，只是在八十年代“福泽和明六社的其他成员的分歧才逐渐变小。”[9]在这里，库苏马诺仍旧认为福泽谕吉的国家意识最早也是在他思想的后期才产生，在明六时期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以人的独立和自由为主的时期，甚至反对暴力的政府。的确，福泽谕吉是在宣传人权，也反对暴力政府，但是他所指的政府有可能并不是当时日本的政府，而且政府和国家也不一回事，反对政府并不意味着没有国家意识。相反，他对于暴力政府的反对恰恰反映了他需要一个更加尊重民权，能够维护日本独立的政府来维护日本的国体，而这正是一种国家意识，尽管福泽谕吉维护的方式和其他明六社成员有所不同。在明六社的成员之中，福泽谕吉的确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人，所有人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是不在政府任职的，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在明治之前，他曾经在幕府任过职，他之所以不在明治政府任职，并不是他对于日本国家的发展没有兴趣。原因在于当初推翻幕府并且建立明治政府的人大多一开始是反对开国，反对接受西方文明的，这在福泽谕吉看来，简直是比幕府还要幕府的行为，所以他拒绝加入明治政府，但是后来明治政府意识到了闭国并不是适应时势的行为，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是福泽谕吉对于明治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前的讨论可能没有搞清楚国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把国家和政府混淆在一起，认为一国的政府就是这个国家了，无论什么时候政府就代表这个国家了。如果反对政府就是反对国家，赞赏政府就是赞赏国家。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国家从古到今只有一个，比如日本，从《古事记》记载的最早的建国历史开始到现在，都是一个国家，但是其间日本这个国家却经历了许多的政府。在福泽谕吉的时代，日本经历了从幕府到明治政府的更替，虽然福泽对于它们的态度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福泽谕吉反对幕府就说他尊重民权，赞赏明治政府就说他背叛民权，福泽谕吉思想之中民权是和个人独立，国家独立联系在一起，但是并不是和特定的政府联系在一起，如果能够把这个误解消除，我们争取理解福泽谕吉的思想就少了一个障碍。在他的自传之中，福泽谕吉说到：“往近处说，只要有今天所谓的立国；往远出想，只要有人类，那么说人间万事绝对离不开数理。”[10]“有时候我的言论可能也会触努政府，然而说实在的，我对政府并没有不满之处。尽管政府的官吏们以前都是一些不顾后果的攘夷派，曾给人们带来一些苦恼，但我对他们一概既往不咎。只要他们今天改为文明主义者，坚决主张开港而为我们料理国务，我就不觉得遗憾了。”[11]因此说，虽然福泽谕吉可能不接受明治政府的一些行为，但是这并不能够作为否定福泽谕吉的国家意识的证据。相反，“立国”一直都是福泽谕吉思想最关注的东西，可以说国家意识在福泽谕吉的思想之中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
本论文正是以福泽谕吉的这种根本的理念为基准来展开具体论述的，他的这种国家意识并不是那么明确地地摆在我们面前的，福泽谕吉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独立思想，本文便试图从他的独立思想来发现他思想之中的国家意识。他的独立思想的发展的跨度也比较大，具体地来说，可以分为个人独立的思想和国家独立的思想，以下一部分就具体分析他的个人独立思想是如何展现这种国家意识的。
[1] [日]铃木正, [中]卞崇道等著: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 [日]远山茂树著，翟新译: 福泽谕吉,3-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日]铃木正, [中]卞崇道等著: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 明六社由从美国回来的森有礼于1873年7月倡导成立，初期成员有森有礼，福泽谕吉，西周，加藤弘之，津田真道等十人，后来增加到了三十人左右。成员除了福泽谕吉外基本在日本政府任职。因为本年是明治六年，所以称作是明六社。它以《明六杂志》为阵地，对于日本的政治，外交，历史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被认识为是日本启蒙运动的代表。1875年11月本刊于第43期停刊，明六社随之解散。
[5] 卞崇道著：日本哲学与现代化,115页,沈阳出版社,2003
[6] 卞崇道著：日本哲学与现代化,116页,沈阳出版社,2003
[7] 卞崇道著：日本哲学与现代化,123页,沈阳出版社,2003
[8] Micheal A. Cusumano: An Enlightenment Dialogue with Fukuzawa Yukichi, Monumenta Nipponica, XXXVII,3,pp399
[9] Micheal A. Cusumano: An Enlightenment Dialogue with Fukuzawa Yukichi, Monumenta Nipponica, XXXVII,3,pp399
[10] [日]福泽谕吉著，马斌译: 福泽谕吉自传,180页,商务印书馆,1980
[11] [日]福泽谕吉著，马斌译: 福泽谕吉自传,206页,商务印书馆,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