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应该是大三，在上干春松老师的《儒学源流》（我是从这门课上知道韩愈想继承儒学大统的宏志），当时人大要成立国学院，干老师就专门拿出一节课让我们来讨论国学院这事，还抽出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学生做主题演讲（就是目前流行的Presentation，只是我们当时演讲不用PPT而已）。后来干老师把我们的讨论内容发到一个相关论坛里面（干老师把参与讨论的两个女生的姓还给写错了，其中一个女生后来还跟她读了研究生，这个世界真是疯狂~~~），记录现在竟然还在，还出现了我的名字，所以我把那个论坛的内容转载在这里，留作纪念。

关于什么是“国学”的争论之一（陈明、彭永捷、米湾）

（编者按：以下是发生于儒学联合论坛上的一组有关“国学”的争论，因为争论正在进行中，我们将陆续登载。）

诚明（陈明）：

国学院”成立的期待与疑虑

北京大学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时候，就声称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筹建北大国学研究院”。现在，十几年过去不见什么动静，这边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今年秋天就要正式招生的校长宣示在各路媒体上高亢而响亮。这叫人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八十年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联想起清华国学研究院那风格独具影响深远的学生和导师、成果和思想。

“国学”这个词在清季民初曾经是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反映着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思想相遇时的尴尬境遇。大致说来，清季以褒为主，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式里“中学”的同义语，“国学”被视为“国魂”之所系（排满的章太炎寄望“以国粹激动种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则以贬为主，被视为阻碍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国渣”，激进人士（如钱玄同等）要将它们扔进茅厕――平和一点的（如胡适等）则将它视为“国故学”的省略语，属于知识研究的对象和材料。后来，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中生根发展，经、史、子、集的中国文化体系分别被划归哲学、历史学和文学诸学科。如此这般是否丝丝入扣若合符节？问题并不是习惯以为的那么简单那么理所当然。

作为工具性存在的文化，其整体上乃是一个集应物、治事、立命安身诸功能为一体的复合系统，如西方文化就是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宗教神学三足鼎立支撑。经史子集之经，即儒学，是不是宗教另说，但千百年来主要是由它作为民族生命之意义提供者、作为文化认同之标志则毋庸置疑。将经学化约为哲学、文字学或者历史学、人类学，结果是造成方法的错乱、意义的遮蔽。方法错乱就是将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文化彻底对象化知识化；意义遮蔽就是无视儒学作为民族性格之塑造者、国家理想之设计者的正面意义，反而据此要求其为我们在近代世界性的殖民运动中遭受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新文化运动当然不容否定，但政治生病却给文化下药的做法显然也是大可商榷的。著名的科学玄学大论战，深层原因就是那些意识到生命意义问题之独特性的人们对科学主义覆盖一切之时势的质疑与不满。当然，在那种潮流下，他们被骂作“玄学鬼”落荒而逃也是不难想像的。

清华国学院是另一种风气。

四大导师除了语言学家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都属于“中体西用”主义者。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对国学教育的理解是让学生懂得“中国历史的大概”和“中国的人生哲学”。王国维昆明湖自沉后，陈寅恪反对“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汹汹之论，而高标其“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人”的人格，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事业。这其实也是陈本人的夫子自道。他主张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但更强调“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在清华时这样论述史学于民族之意义、大学于学术之责任：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学术之现状若此，全国大学皆有责焉，而清华为全国所最属望，故其职责尤重。此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清季国学与民族的内在关系在这里被自觉不自觉地得到重构。正是有这种“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的理念和担待，短短数年，清华国学院“几个导师培养出了很多人，开出了一个辉煌的历史阶段”；“他们的治学精神影响了中国人近百年的学术走向。”

现代性深入、全球化推进和意识形态调整等使社会对文化产生了新的自觉和需要，人大国学院的存在时间超过清华国学院不成问题。钱穆撰《国学概论》，前8章专言经与子，不及文史。那位校长对国学的理解应该说也大致到位：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但怎么也叫人看不懂的是，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种兴废继绝踵事前贤的文化诉求又怎么可能寄望由一位八十多岁的红学家去引领实现呢？

刚升起的期待又被疑虑替代。

（《新京报》约稿，却又嫌太理论化，而要我就选冯当院长发“讥评”。正所谓“不贤者识其小”也。）

王达三：

这篇文章，给了人大国学院以高度的支持。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关键是做。有些人恶意的批评，有些人善意的批评。但我想，即使善意的批评，现在也要斟酌。别人做事，你那里发牢骚，这叫不尽人情。

诚明（陈明）：

《新京报》的倾向是自由主义。这自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但在文化上，短处也表现充分。这次国学院讨论就颇能反映出来。

剑气箫心：

陈明先生对人大成立“国学院”事件的态度和看法可谓“即用见体”。陈明先生说“那位校长对国学的理解应该说也大致到位”，我是想知道陈明先生对“国学”含义的理解？

诚明（陈明）：

“那位校长对国学的理解应该说也大致到位”－－话只能这么说啦。你想，否定它，岂不是求全责备？人家是校长，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办国学院，首先当然要肯定、支持！这是一种历史主义。

实际他对国学的理解，“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这是胡适之意义上的“国故学”；“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这种用语是政治性的而非学术性的，同时也未揭示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果说后者有点过，则前者又有点不及。（人大的笔杆子显然还有待达三一辈顶上去才敷使用－－二三子，不要小看了自己！）

肯定动机、方向，是因为其他是具体做法，是专家的事。即使本就不过叶公好龙，那死马当活马医，也是儒者目前的首选。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孔门闲人（彭永捷）：

陈明兄的文章，简明清楚，国学的含义、历史和潜在的文化问题都点到了。不过，对院长的质疑则似无必要。

看诸位学者的评论，感觉一些朋友的道统（文化道统）意识太强烈啦。有学人指出，我们让传统背负了着太多的“原罪”，太多沉重的负担和宏大的意义。可是，诸位在解构这些“原罪”时，又再次让国学和国学院背负起这样一种负担。国学－－固故学，乃一国固有之学问。国学之谓学，系指对传统学问的研究。红学，系国故学的一个分支。胡适是著名的国学家，或曰汉学家，主要成就还是在红学和水经注研究，也并非是专门研究儒学。冯先生的研究领域是红学、汉画、西域地理等专门之学，并不意味国学院只把红学当作国学。国学院，旨在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人文学术，并非专注于儒学一支。

现有的评论，依据的文献和信息有限。像纪宝成校长在国学座谈会上的报告，几位老先生（冯其庸、任继愈、戴逸、汤一介、张岂之、张立文）的发言，有许多具体内容，有许多深入思考的问题。可惜大家一时看不到。人大这边儿应当尽快做一个网站，把相关材料公布。

另：孔子研究院及马上要成立的ICA国际儒学院，也将划归国学院，专门从事培养儒学研究人材和开展儒学研究。

诚明（陈明）：

“国学－－国故学，乃一国固有之学问。国学之谓学，系指对传统学问的研究。红学，系国故学的一个分支。胡适是著名的国学家，或曰汉学家，主要成就还是在红学和水经注研究，也并非是专门研究儒学。冯先生的研究领域是红学、汉画、西域地理等专门之学，并不意味国学院只把红学当作国学。”－－不对。

一国固有之学，在邓实处有所论及，虽语焉未详但其与一国之人的内在关系是确定的。“经”则当然与民族生命的意义目标关系最深最剧。20年代（？）某报刊请名人开国学书目，胡适就列了些“三侠武义”什么的。后来招致很多批评（印象中后来徐复观先生有过议论）。梁启超看重“经”“史”当然是对的－－别忘了胡适的立场和知识背景都是西化的。

“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为什么？就因为二者间有内在关系（“国学者国魂之所系也”）。如果这都看不明白，将国学理解为红学、汉画、西域地理等专门之学，那真是荒天下之大唐！（李泽厚说把鲁迅胡适说成国学家，他们会气死。我虽不赞成其立场，但其逻辑是成立的。这是对我前面观点的反面证明。）

可怜、可叹、复可笑！

孔门闲人（彭永捷）：

我说说自己的理解。国学院首先是一个传承中国传统学术，培育国学研究人材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国学院就是国学院，不会是儒学院，也不会是经学院。

“将国学理解为红学、汉画、西域地理等专门之学”？莫名其妙。国学理所当然地包括红学、汉画、地理等专门之学，但国学并非仅限于这些学问，就如同国学包括儒学，但不能说国学就是儒学一样。国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集中于传统学术。无论哪位学者如何理解国学，他所重视的学问都会在国学院中找到位置，但国学不应溺于一端，国学研究也不应蔽于一曲之学。把国学院成立解读成为在当代文化中确立儒学正宗或儒学正统，显然会失望的，理由是国学院的成立无关于这一主题。儒学是传统学术主流或主体，但丝毫不妨碍国学院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全方位的研究。况且学术是自由的，学者们的学术志趣起重要作用。在人材培养方面，核心是传统人文学术。我也支持复兴儒学，但如果眼中只有儒学而没有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文学术，那才是真正的不识大体，那我只能说，一些学友太狭隘了。

国学院成立不再仅是一个学术事件，而正逐渐演变成一场文化论争，这本身或许就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仍然很不成熟。不管支持的，还是反对的，脱离开学术和教育本身来谈论，实际上都是以国学说事儿，以国学院说事儿。这些争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化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国学院－－一个教育和科研机构，不应把自己过多绑在这些文化论争上面。

陈明兄一并提到鲁迅和胡适，他们可不是一类人，对当代文化的意义也大不相同。李泽厚先生不是鲁迅，也不是胡适，大可不必去揣测这两位生不生气和生谁的气。

诚明（陈明）：

“国学院成立不再仅是一个学术事件，而正逐渐演变成一场文化论争，这本身或许就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仍然很不成熟。”－－话应该这样说：国学院以这种形式这种理念开张，说明中国当代文化很不成熟；而批评声音的出现，则说明中国文化有了自己的自觉从而有了走向成熟的可能。

如果人大对国学的理解就停留在目前的层次，只会成为一个笑柄：西化派骂，传统派怒－－怒其不争。

不妨拭目以待。

孔门闲人（彭永捷）：

陈明兄，你自己的观点也不过是你自己的一家之言，不要动辄说什么“可笑”、“笑柄”，这有点儿过了。与你观点相左者也大有人在，如此说来，你岂不就成了别人的“笑柄”，在别人眼中就成了“可笑”。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讨论一个问题，试图说服别人，要通过说理来实现，用一些轻蔑的字眼，不应是我辈学人的做法。既然是讨论问题，那就只能期望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交流意见，如果骨子里总想着支配别人，要求别人一定要走上自己希望的轨道，岂不如缺乏反省了么？

至于“西化派”或“传统派”，都是些标签罢了，你老兄不也是“传统派”的代表人物吗，莫非暗示要“怒”了－－多支持才对，况且我觉得怒得也没道理。我们在这里讨论国学院的话题，是着眼于国学院成立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学术可能有的作用和贡献，而不会去考虑让哪一派满意，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去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米湾：

国学三辨

关于国学，本人比较赞成陈兄的看法。若彭兄那样的理解，则国学可能就是零碎的东西了。如是，把现在大学的文、史、哲系中的中文、中哲和中国史等有关中国古代学术的科目归并聚拢在一起，就是国学了。如此以来，国学院的成立，可能仅有“拼凑”、“聚拢”之功，其意义也就大为减杀至于倍蓰而无算了！

顾宁人《日知录》有言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窃以为，现在虽然没有亡国，但是蒿目时事，差不多已经“亡天下”了。天下既亡，国迟早难以久存。“亡天下”实际上就是指亡文化。兴国学，就是兴文化（这里的“文化”不能以时下的“精神文明”解之，自不待言），就是保教保国。应该把国学上升到这样的高度。

国学这么“高”，究竟作何理会它？初步想了一下，国学至少当有三辨。（辨者，别也。“三辨”即国学之三个与西学相区别的特点。）

一：国学以经史子集为研习对象。这四者中，“经学”的地位是首出的。有国教经典之意义。如此，儒学在国学中之地位，必然不同一般。其次为国史等。

二：研习方法重体证，重“博而通”，重知行合一、做人作学问合一。

逻辑解析、理论思辩等方法与国学并不是势若冰碳，但国学之方法，重在体证。悠游涵泳其中，滋润乎一心，畅达乎四体。其理论预设是承认国学中有其一以贯之之道，有其灵魂，不是零散的死东西。各别的具体细节研究是必要的，但应在此基础上由博返约，再由约而通而不隔。经学里面有人生之道，需要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这点易明了。实际上，即使辞章等学，也要“知行合一”，比如，学一文体，就要能“身体力行”，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据说高步瀛先生在师大教中国诗词歌赋时，每讲一种，其考试方式就是写一篇这种文体。这正是国学的方法。若现在的中文系，则恐怕只是概念解析了。）

三：国学在办学体制上是“以人为本”。表现在：1，重视大儒之作用，不是技术官僚作主。大儒在教学管理上，具有举足轻重甚至是一言九鼎的作用。2，师生之间不是知识的买卖关系或文凭的交易关系，而是学问和人格的感格关系，精神是相通的。不仅交流学业，也交流人生甚至生活问题。3，国学在管理上，不是量化的、企业化的或官僚化的科层管理体制。其体制是比较自由的，比较重质、重内涵，重长远目标。如传统书院的一些体制。总之，其体制是有利于“百年树人”的体制。

有此三辨，大概就是国学真面目了。

（看了上面陈、彭两兄贴子，偶发感想，临屏拉杂书此。无庸讳言，我的看法是比较接近国粹派的观点的。老朽之讥，恐在所难免，然亦在所不辞也。）

诚明（陈明）：

学术天下公器，谁都可以说；

国学国族之文化，大家有责任参与；

人大办国学院，从体制内部来说是一大转变（因此我才建设性提建议，而拒绝接受报纸意见对不当之院长人选嘲讽），但作为学者，我当然应该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和文化立场指出校长讲话稿的浅薄矛盾。

这不是“总想着支配别人，要求别人一定要走上自己希望的轨道”（这种心态属于什么人，大家有目共睹），而是因为从知识讲有个是非，从效率讲有个高低，从价值讲有个好坏。况且，人民大学也不是印钞厂，国学院什么的，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用的时候应该想想到底要干什么？而我，作为与此相关的纳税人之一，当然有责任和权利出来多说几句！

真想把国学院办成文化振兴的基地，主导的人首先要虚心－－看看讲话那深一脚浅一脚的！抢山头捞政绩，那是官场做派，不是文化事业！

“陈明兄一并提到鲁迅和胡适，他们可不是一类人，对当代文化的意义也大不相同。李泽厚先生不是鲁迅，也不是胡适，大可不必去揣测这两位生不生气和生谁的气。”这里是指出一个事实：一个对中国思想史有研究的人（李泽厚）认为，把鲁迅、胡适称为国学家是不妥当的，因为国学家在那个时代不止只有国学知识，同时对国学的意义价值认同肯定，而胡、鲁均不是。后人定要这么做，或者无知，或者无耻－－不尊重前人，而要强奸其意志为自己的理念作广告。

李泽厚对国学的态度与胡适、鲁迅相同－－我认为这是片面的；但他认为把二人说成国学大师不妥当却逻辑成立，因为那意味着对国学历史含义的扭曲。

如果注郦道元就是国学，国学院就不要办了，研究“水经注”的“文心雕龙”的“红楼梦”的早就如过江之鲫了。

讨厌乡愿、憎恶紫之夺朱！

孔门闲人（彭永捷）：

米湾兄，你提的建议很好，国学院应当吸取古人办学的优点，应探讨将传统办学和现代办学思想相结合。前面的贴子已经说过，国学院不是儒学院，国学院培养的人材是传统文化研究人材，培养的目标不是儒生。国学自有其系统，但这个系统是学术的系统，儒学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经术也是研究对象，但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在成为学术的核心了。时代变了，经术也没有过去的那种作用了，仅是学问的对象。

诚明兄，你有点太情绪化了，或许达三是为维护你的形象，或许是怕伤你我之和气，或许是外宣之需要，把你用的一些字句删掉了。我说不要有“支配心理”，就是针对你使用的那些轻蔑的言辞，并非是强调谁之理解为“正解”。自己的观点可能被别人接受，也可能不被别人接受，讨论之前应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一言不合即出言相讥，即非儒者修养，亦非学者心态－－恕我直言不讳。至于给国学院的批评和建议，那是多多益善，但也同样的道理，也不必期许所有批评和建议都被别人接受，也不必因为人大的人和你意见不一致，马上就来个180度转弯，说那样办国学院就没意义了。纪宝成校长有个说法，国学院的办法并非一种，也可以多样化，可以探索，不必一致（原话大意，从媒体公开报道上看到的）。将来会出现许多国学院，也可能会出现儒学院式的国学院，但人大的国学院不大可能是这个样子。在这里，不是对儒学不尊重，也不是不重视儒学，而是国学院的目标和功能在于培养国学人材，而非仅是儒学人材。人大成立了孔子研究院，马上又要成立国际儒学院，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有足够的重视。而国学院所培养的人材，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是面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是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

学术自是天下之公器，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有一些多元的态度、对话的态度，就会少一点惟我独“儒”、惟我独“传统”的心态。此与诚明兄，及诸位道兄共勉。举办国学院无疑是用的纳税人的钱，但同样人大有办学自主权，学校对如何办国学院会确立自己的立场，这当然会参考纳税人的意见，但并不意味着人云亦云。

由国学院和国学引发的一场论争，是文化论争。人大举办国学院，人大肯定非常关注这场论争。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人大的国学院又不必受这场论争左右，而是立足于自己的建院目标和宗旨，做自己的事儿。无论意见和看法如何，大家应当在共同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传统学术方面取得一致，但不能期许和要求人大的国学院一定要办成自由派的国学院、传统派的国学院或儒学院式的国学院。热爱儒学的朋友们也不必因此而失望－－重视国学的人多了，研究国学的人多了，接受国学基本知识普及的人多了，自然了解儒家文化的人也就多了，吸取儒学智慧和儒学精神的人自然也就多了。

鲁迅和胡适，两类人，我们这里没必要谈论鲁迅，一并列举也不恰当。至于胡适，他治传统学术的方法，类似洋汉学，但若别人说他是国学家，就如何如何，像李泽厚先生那样（本不愿把他牵涉进来，人家又没来讨论这件事），大可不必。胡适对传统文化也怀有敬意，也想通过他的整理去确立传统学术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况且，那一时代所谓的国学大师，大都是胡适那种治学的方式。如果胡适不能说是国学大师，其它那几个也同样称不上。胡适还信奉自由主义，但对国学的研究方面也有相当的成绩，他的亦传统亦现代的特点，在蒋公给他祝寿的贺联中即有论定。说胡适也是国学大师，并非没有理由.你和李泽厚说胡适一定不能称作国学大师，也不过是有自己的一方面理由罢了，你和李泽厚凭借自己的一点理解，就说别人是“不尊重前人”，是“无知”，是“无耻”，你们又不是胡适，也只能凭你们的理解说话，那你们非要替前人论定，还要确立惟一“正解”，这是不是“强奸前人”呢？是不是“无知”、“无耻”呢？“学术是天下之公器”的精神又何在呢？

将来的国学院，在如何避免把国学研究当成“洋汉学”方面，应当大力探索。这点，在我自己写的那篇短文中也有一点反省。

研究水经注和红楼梦，当然属于国学。不妨翻翻四库全书总目，看看除了儒家的经书类，还包括多少种学术，包括多么丰富的内容。明末清初的大家黄宗羲，就有感到宋明以来儒者偏重文史经术而忽视其它学问的偏狭，倡导研究“绝学”，著有一千余卷，涉及天文历算音律等数十种学问。我们自己重视儒学，但在国学院这件事上，不要让儒学一叶障目，看不见古人学问的博大精深。

至于院长人选，这种讨论不是太有意义。莫非一定要选个儒者在当院长，以凸显和确立儒学在国学的正统地位？冯先生是个学问家，他的学术研究在国学的范围内，这就足够了。

王达三：

呵呵，道不辨不明．我做的技术性处理，不是维护谁之形象问题，而是和气问题．确切地说，是论坛作为深入讨论所必须的和气问题。所以，我对二位，包括米湾先生的发言，进行了技术性的调整。

关于什么是“国学”的争论之二（米湾、彭永捷、皮介行、干春松、陈明）

（编者按：以下是发生于儒学联合论坛上的一组有关“国学”的争论，因为争论正在进行中，我们将陆续登载。）

米湾（王瑞昌）：

国学不能无价值诉求

再与孔门兄商量一下。

1．我主张国学院应以经学为首出，并不是要取消其他诸学，想把国学院约化为经学院或儒学院。只是主张有主次轻重而已。其实琴棋书画、卜筮方济等都可以研究，但经学应该首出。因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学问之统绪一直如此。不突出经学，国学就成没主脑的东西了。

2．国学不应该是单纯的纯学问，其背后有价值依托和诉求。如果单纯是“为学问而学问”，若是就西学而论，自然是上乘境界。但是，国学背后有儒家价值为底里。若无价值依托，就有可能像古史辨派那样，他们虽然是文献专家，但是可能对传统价值造成威胁。国学虽然是以“道问学”为主，但是不能抛弃“尊德性”这一向度。作为国学家，即便不是儒者，也应该对孔子等列圣列贤、传统文化之价值有相当的认同或敬意才可以。如果是反传统之文献家，则称其为“国学家”将会很别扭。古代的汉学家都是尊重传统价值的，此不待言。即便近代的一些国学大师，如章太炎、黄季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宾四等，也没有一个不尊重传统、不对孔子怀敬意的。这些大师是公认的国学大师，我们应该以他们的范型来理解国学，而不是以其他文献家为规矩法度来塑造国学的面貌。没有价值追求的“国学”，只是文献学。外国人搞，是“洋汉学”，中国人搞就是“土汉学”。

3.至于孔门兄“时代变了”等等说法，恐怕容易流于世俗见解了。不言而喻，孔门兄是认同儒学的。儒学主张“道”和“理”尊于“势”。“时代变了”云云无非是“势”，我们不能无条件顺应之。办国学院，应该有“以理导势”的考虑，而不应主张“理制于势”，或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方向上的考虑。

说服人是不容易的，被人说服也不容易。引一段文字，来说明与孔门兄分歧的“历史渊源”：

魏建猷之推崇王国维，批评疑古派乃“过渡时期一种破坏工作，未足以语建设”，还主要 是学术方法之争（注：魏建猷：《中国古史研究之将来》，《无锡国专年刊》，1931年上册。）；高君仁引申发挥钱基博的《今日之国学论》，着力驳斥胡适“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国学研究三大主张，认定此乃 文献之路，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研究国学者，所负之使命，在恢复中华民族创造文化的能力与精神”，而这种德性之路，需要体贴与领悟，更需要同情与信仰。（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页94。）

孔门闲人（彭永捷）：

米湾兄的回应文字，转贴在许多发言中间，刚刚看到，也再回应一下。

米湾兄说到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这点我同意。但在什么可以作为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上，这点我与你有分歧。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是中国传统学术精神，而并非儒学。中国传统学术精神，包括儒学的一部分精神，但又不限于儒学。把儒学作为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作为一个信奉儒学的国学研究者的价值诉求是合理的，但作为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是缺乏充分合理的理由的。

米湾（王瑞昌）：

张子四句可谓国学之价值诉求

国学背后的价值依托和诉求，基本上就是儒学精神（当然是比较广义的儒学精神），大致可以张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言之）。除此之外，也许有其他价值诉求，如“真”和“美”，但是，分量比重不大。

更进一步论之，“真”和“美”也不未必一定外于儒学价值。儒学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要求，其中隐含有“求真”精神。“美”更易纳入儒学价值表中，如“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等等说法即是。儒学是很有包容性的，因此其价值是很丰富的，用以支撑国学恐怕是绰有余而无不足。

孔门兄认为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是“中国传统学术精神”，能不能进一步说明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具关键性的问题，对理解国学，也是至关重要的。

皮介行：

在国学上我是外行，不敢说什么。但对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也不妨表示欢迎。在共产党走西方马列道路，反对中华文化数十年以来，竟能迷途知返，成立起国学院来，这不能不说是重大转机，重大进步，值得认真肯定。至于其方面容有不尽如人意处，毕竟是小节，以后可以逐步调整。

至于什么是“国学”？难免见仁见智。我想西方之学既然包罗万象，中国国学也应该包罗万，实也不必划地自限。古人有所谓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假如以此做为中国学问心灵的一种归趋，那么所谓” 国学”也可以说是用中国独特心灵视角研究一切学问。这样一来“国学”就大，“国学”就广”，“国学”也可以充满现代气息，也可以融通社会主义，为明日的世界一等强国建立起学术依托。

中国正在崛起，任谁也否定不了。但中国人似乎对自己缺乏信心，一谈国际就以为是美国，就以为英文是国际，中文只是地方。一谈国学就以为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能是世界的“国学”。但是如果国学中真有道理，为什么不能是世界的？为什么不能是世界的主流？我乐切盼望“中国国学”走向世界，引导未来世界学术思潮。我也盼望中国学人有此雄心壮志！

小小意见请指教

康右为1111（干春松）：

人大哲学院的学生谈国学院

这两天给学生上课，因为大家比较关注人大国学院的情况，而哲学院与国学院之间有很多的关联性，因此特意复印了纪校长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那篇文章作为讨论的基础。进行了讨论。以下综合的是学生们的观点。

首先，同学们均肯定人大创办国学院的意义。并提出了良好的祝愿。其次同学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学们觉得看完纪校长的文章之后，对于什么是国学反而比较模糊，而且他所举的两个例子，绝对是败笔，比如标点和企业需要等。中午翻阅讨论的帖子，虽然赵士林的言说方式值得商量，但这种问题，但是这种小节，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其次是文章中一些逻辑上的问题，借鉴西方研究“意识形态”云云，还要打破西方的学术壁垒，这里面既是自相矛盾的，同时也的确有一些看上去面面俱到，但实际上什么也没说的意思。对于弘扬国学是否必要和可能的问题，同学们认为是必要的，其中霍晓斌同学的说法，比较有意思，他将文艺复兴作为参照系，提出，国学研究的确是建立在对古典的重新认识上，但是这种复兴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并非是真的回到古代。这种新的价值观是综合了传统的因素的，又能面对新的问题。关于课程设计的问题，看报道似乎棋琴书画，无一不上，但同学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必要，不如先确定一些基本点再说。

以上综合了王宇、霍晓斌、陈结仪和王岚同学的意见。

对于国学院的建设，卑之无甚高论，但仔细看来，正如许多网友提出的，人大在人文学科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而国学院院长姑且不论，单就目前教师队伍也是值得忧虑的，虽然学校提出要引进人才，但这恐怕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些年的历史表明，人大在引进人才上并无多少得意之笔。但愿一切顺利。

（国学又称“国故学”，指一国固有之学问。国学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概念，始于20世纪初。一般认为，国学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它即今人眼中的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可以把国学看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国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国故之成为“学”，是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中国固有的学问被植根于西方的学术规范、学术体制和学术传统所取代，学术的现代转型被简单理解为学术的西方化。而中国自身的学术则成为“国故”，继而几乎沦为“绝学”，中国的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间，出现了深刻的断裂。因此，为了继承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必要振兴国学。）

这段话是从纪校长的一段话中引出来的，首先说国故成为学是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结果，这个过程中 中国固有的学问被植根于西方的学术规范，—而中国自身的学术成为国故。继而成为绝学—-所以要振兴国学，先是说国学的过程是中国学术西方化导致绝学的，且又要振兴国学，这实在是废解。

论者对近代以来国学存在的历史及其内在逻辑缺乏足够的清晰的认识，所以导致逻辑上的混乱。国粹派的口号和整理国故的举动，其目的是什么，有时候不尽相同，比方说顾颉刚是国学家吧，他的古史辨的目的是解构儒家的价值体系，是新文化运动在历史领域的直接结果。因此“重振国学”有时候并不一定能“接上文脉”，请纪校长慎言。

我们知道纪校长是贸易专家，也是教育家，但不是国学家，但在这次国学院的舆论发布中，纪校长成为唯一的声音，从冯其庸的支支吾吾的回答中，我们或许应该认识到人大国学院任重而道远。

赧水一方：

有人说国学研究与价值无涉，也许单纯地说这四个字，并不为过，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提出价值问题。

就以人们喜欢使用的“西化派”和“传统派”来论，人们确实容易把强调西学研究的看作西化派，把强调国学研究的看作传统派。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强调国学研究的同样可以成为西化派，强调西学研究的可以成为传统派，因为关键在于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和所采取的预设价值。

如果不把这点弄清楚，我们就会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传统派革传统的命而不自知；有可能建一个国学院虽本来是弘扬国学却天天在革国学的命，胡适是如此，鲁迅是如此……。

比如把中国历史文化仅仅看作一个研究对象这种观点，就是一种西化派行为。

糟糕的是，当前的中国，国学研究队伍容易混进西化派，而西学研究队伍里传统派少之又少。这种不对称所造成的后果在很长一段时期还会存在。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需要清醒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一时不能改变这种状态，但我们不能屈服于这种状态，更不能不自觉地去推进它。

我们是在对传统进行无穷无尽地妖魔化的环境中长大的。现在网络上的一些小右还是运用文革时期批判儒家文化的观点来批判如家，可见一斑。

这一百多年里，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也是一个不断远离传统的过程。

我们的心灵和观念中已经被赋予太多的观念陷阱，我们既要勇于前行，也要小心翼翼。既要尊重现有的学术权威，但也要知道这些学术权威曾经全面参与了推动远离传统的社会行动之中，他们关于传统的观念，无论深层和浅层的，有意的和无意的，带有太多的妖魔化框架。我就曾经听过某些老前辈的发言，主题是弘扬传统，内容却是反传统。悲哀之极。

其实倒不如请一些学术扎实，热爱学问，对传统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的年轻人来主事，非常时期就要有非常之法。当年蔡元培就是如此。人大国学院请一些老头来主事，说白了，不过是想利用他们的资源背景而已。但是办一个国学院真的需要那么多雄厚的资源背景吗？只需要实心实意办事而已。

既然如此，我们只能但愿人大国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变量，就像人大孔子研究院一样，成立以来假如能够不败坏孔子文化，我们就已经觉得善哉了，但我们还是希望人大孔子研究院出现变量，出现真正懂得孔子文化精髓，懂得孔子教育精髓，懂得孔子文化在当代全球世界中的命运的人来担当重任，尽管现在没有。

诚明（陈明）：

“但愿人大国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变量，就像人大孔子研究院一样，成立以来假如能够不败坏孔子文化，我们就已经觉得善哉了，但我们还是希望人大孔子研究院出现变量，出现真正懂得孔子文化精髓，懂得孔子教育精髓，懂得孔子文化在当代全球世界中的命运的人来担当重任，尽管现在没有。”－－这应该是一个方向。人大怎么做是它们的事，我们怎么做是我们自己的事，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毫无疑问有个价值的维度－因为文化认同、身心安顿诸意义功能的提供维持，并不只是一个知识问题。它得到重视了么？没有，在按西方学术分类建立起的中国大学。西方是有神学、人文学的。我们只有知识。即使官方意识形态，也叫“科学社会主义”。国学，本应与此多少相关才对。

孔门闲人（彭永捷）：

以下是引用赧水一方的发言：“既然如此，我们只能但愿人大国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变量，就像人大孔子研究院一样，成立以来假如能够不败坏孔子文化，我们就已经觉得善哉了，但我们还是希望人大孔子研究院出现变量，出现真正懂得孔子文化精髓，懂得孔子教育精髓，懂得孔子文化在当代全球世界中的命运的人来担当重任，尽管现在没有。”

这段话什么意思？人大孔子研究院怎么又让阁下看不顺眼了？还要请教高明。

赧水一方：

没什么意思，只是发表一种看法。不必激动，一种看法而已。也没什么高明可请教。我看不顺眼的东西很多。孔子研究院的行为，我还是算看上眼的。

另：国学院，当然不是经学院。它也许确实不必承担培养儒生的道义责任。但我想，也不能去对传统愈行愈远。不谈儒家，谈传统总是可以吧。纪校长不也是从弘扬传统这一角度去立论吗？

说什么“防守性概念”，也许比“否定性概念”好。不是有人说，他研究传统文化，就是为了给传统文化送葬吗？因此“防守性概念”比这个送葬好。

不能承担继承和弘扬传统的道义责任，或者说想这样做但又不敢理直气壮地说，那也是一种悲哀。如果说什么客观研究，说什么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说什么仅仅是一种学术，那我就只能说，假如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在给中国传统文化送葬，同时也是没摸着西方文化的精髓。

如此而已。

孔门闲人（彭永捷）：

国学不是防守性概念，当然更不是否定性概念。人大提倡重振国学，目的之一是要凸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应有位置的。国学院里可以谈儒家，而且还包括了专门谈儒学的孔子研究院和国际儒学院，但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培养的是儒学研究人材。至于个人愿否成为儒生，那是个人的事情。

话回到儒生的问题上去，我觉得，现在站在儒学立场上的各位，首先要尽自己的道义责任，立足于自己来做事情，大家应该考虑，究竟有哪些可能的、合理的途径。国学院也好，孔子研究院也好，是学术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不能指望这些机构担负它不应当担负的义务，就如同人大有佛教专业，但它不是专门去为佛教团体培养佛教徒一样。

承冯志：

人大成立国学院是一件好事情，正如孔门闲人所说，国学院不是经学院。我们不能幻想需要自己努力去做的事情，人大把他办好办完。提提意见说说看法可以，何必太当真呢。

我个人认为，国学本身就是一个防守性概念，所以国学院本身也不会承担儒学道义上责任，如同大学也不是宣讲“大人之学”的地方一样。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儒生应当如何培养。比方国学院培养的人才算不算儒生？这个判断有一个参考，就是金陵神学院毕业的学生是否是基督徒。金陵神学院所招收的都是基督徒，疑问之发生在谁或哪个组织承认而已。首先国学院招收的不是儒生，毕业时是不是儒生，还主要靠个人内心的认同及行为。

门徒说，有人在用你的权柄传教。基督说，由他吧，不阻止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

孔门闲人（彭永捷）：

诸位学友关心的是儒学问题，并从儒学的角度去观照国学，这可以理解，但难以赞同，而且从实际操作上说，如果把国学院办成一个儒学院，还很可能会不利于办国学院，甚至从更长远的说来，会影响到在教育体制内部国学学科的建立－－这也是人大办国学院的一个目标。从总体上说，兴国学无疑是有利于兴儒学的，国学代表的是传统文化整体，如果国人重视传统文化整体了，那么儒学也必然相应地得到重视－－正面的重视。

如何振兴或复兴儒学？甚至如何培养儒生？这是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这首先要立足于民间。儒学作为学术，可以进入教育体制内部，儒学作为一个精神价值系统和信仰系统，还是应立足于民间，走向大众。我们需要更多像蒋庆这样在精舍讲学的人，像陈明这般举办《原道》杂志的人，像王才贵、冯哲、逢飞这样卓有成效地在民间推广经典诵读的人。

承冯志：

国学院—儒学院—-经学院的争论表面上看来是主体和整体的争论，及一些具体的操作手法。如果国学代表的是传统文化的整体，那么国学院对应的就当是西学院。从现实来说国学院可能会影响到现行的教育体制，从实际操作来说国学院也比儒学院更合适。

不过若从思想来分析，国学院本身就是一空院。国学的定义很多，国学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联系也是相当密切的，如果不能处理好各个学派之间的关系，国学也就无本。从我所接触的资料来看，要想处理好这个关系，必须以经学为本，这样才能通观诸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学院让人相当失望。

中国哲学类型的研究院很多，只是形成自己的学派拥有自己的思想的极少，不知道国学院能否对此有所突破。亦或不过人云亦云，却自立教宗呢。

孔门闲人（彭永捷）

“空院”也很好，少给学者们戴些紧箍咒，让学者们能够在那里自由地研究传统文化，或许能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有些成绩。国学院一旦建立，怎么理解国学、怎么研究国学，是学者们自己的事情了，行政不能干预学者们的学术研究。

承冯志：

如果说国学院的目的是为了回应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为了改善人大教授国学的环境，进而影响到现行教育体制。那的确许多问题如院长的人选等等，也就无从谈起了。不但红学家可做院长，就是对国学一无所知而精于人事管理的人也可以做。局外人不思局内人之苦，多说无益是小人啊。

孔门闲人（彭永捷）：

呵呵，俺们似乎是活在水深火热中。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是学科问题，不是人大特有的问题。我说的那些“紧箍咒”，实际上很可能是我们自己一不小心就制造出来的。应当怎么研究国学，怎么办国学院，作为个人意见，是可以随意发表，自由讨论的，但一定要求国学院怎么做，别人的国学在怎么研究，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都有可能成为“紧箍咒”，包括大家强烈的儒学意识在内。

诚明（陈明）：

关键不是批评者手里拿着什么“箍”的问题，而是，人大国学院的主持者心里有没有“谱”的问题。那个“谱”是不是可能成为国学儒学的“箍”和“咒”的问题！

（原帖见：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 … ;ID=7773&page=1）